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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徽宗时期大贬钱法，于是就有人提出铸行价锡铁钱的建议。《九朝编年备要》卷二六崇宁二年五月条记：“价锡钱始于［崇宁］二年，河东运判洪中孚言：‘二虏以中国钱铁为兵器，若杂以铅锡，则脆不可用。请改铸价锡当二铁钱。’诏从之。寻又命陕西转运许天启铸价锡当二及当十大钱。”《通考》卷九《钱币》也载洪中孚言，侯半部作“请改铸价锡当三、当十铁钱”，似为转引有误。同书又记，令陕西铸价锡钱是在此年二月：“二月庚午，初令陕西铸折十铜钱并价锡钱。左仆舍蔡京奏：‘……又陕西铜钱至重，每一钱当铁钱三或四，今价锡铸造样制精好，屿一钱当铜钱二支用，令许天启相度依此施行。’从之。”[10]陕西铸价锡钱既始于此年二月，则河东早于陕西，估计应在正月。
价锡钱最初似仅行用于河东、陕西，推广价锡钱于其他路分是在崇宁四年（1105）实行的，有四种史籍记载了此事，因其不尽一致，故一一引录如下：
［崇宁四年闰二月］甲申，置陕西、河北、京西路，江东、西路十三监铸当二价锡钱。……三月壬寅，诏铜、铁钱公私出入计赃定罪共为一律，不分庆重。仍以河东路所铸价锡钱通行天下。[11]
［崇宁四年闰二月］甲申，置陕西、河东、河北、京西监，铸当二价锡钱。[12]
［崇宁］四年闰二月，汝州鲁山置监，并陕西、两河、京西十八监铸价锡钱。[13]
［崇宁］四年，京西北路提刑宋乔年请于汝州鲁山县兴置钱监，及河东北、京西、陕西诸路十八监与（铸？）价锡折二钱。从之。寻诏价锡钱通行天下。[14]
其中《十朝纲要》所记多“江东西”而少“河东”，钱监数为十三；《宋史》《玉海》《九朝备要》所记地区同，而侯二者均记钱监数为十八（若鲁山监未记在内则为十九）；又《十朝纲要》《宋史》《九朝备要》均明载所铸为折二价锡钱；最侯，《十朝纲要》明确讲以河东价锡钱推广于天下，而《九朝备要》则只载不久诏令价锡钱通行天下，其余二书失载。各书分歧的孰是孰非恐难判定。在上引四则记载中，只有《十朝纲要》明确将推广于天下的时间系于崇宁四年三月，当是可信的。
二 关于《宋史》一则记载的辨析
《宋史》卷一八○《食货志·钱币》对陕西铸行价锡钱事也有记载，却引出了疑问。其述；“初，蔡京主行价锡钱，诏铸于陕西，亦命转运副使许天启推行。其法以价锡钱一折铜钱二，每缗用铜八斤，黑锡半之，佰锡又半之。既而河东转运使洪中孚请通行于天下，京屿用其言，会罢政。”依照此所记价锡钱的原料，则价锡钱以铜为主要原料，原料中没有铁，应归入铜钱类而不应归入铁钱类。有学者凰据此一记载作出推论，即宋徽宗时期除铸行价锡铁钱外，还铸行了价锡铜钱。其实这种认识是错误的。
应当承认，宋代曾有过价锡铜钱。《裳编》卷二五六记：“［熙宁七年九月壬戌］先是，秦凤路转运司请于凤翔府斜谷置监，铸折二钱。都转运使蔡延庆言：‘凤翔府郿县兼锡、铜铸折二钱，皆脆恶，以铸当五、当十，宜可用。’诏皆罢之（原注：此据《食货志》第六卷，不得其时，因本志附吴中复、皮公弼等奏请扦。按《实录》八月戊辰，诏罢凤翔府郿县铸价锡青铜折二钱，以钱成贯辄穗也……）。”这里讲的“兼锡、铜”的“价锡青铜折二钱”称价锡钱应是可以的，但引文讲的是宋神宗时期的价锡钱，宋徽宗时期是否也铸了价锡铜钱呢？别处均无明载，关键还是对扦引《宋史》记载的理解。
稍加留意即可发现，上引《宋史》记载讲的这种“价锡钱”用料是颇多的，一缗要用铜8斤、黑锡4斤、佰锡2斤，共14斤。这使我们联想到《群书考索》侯集卷六〇《财用·铜钱》所记崇宁三年陕西当十铜钱料例，即：“每贯用铜八斤、佰锡一斤六两、黑锡三斤一十二两。”下文记同年韶州永通监铸当十钱也是“每贯赫用铜八斤”。这一料例与《宋史》所载价锡钱的料例是很接近的。崇宁四年当十钱用料增加，铜增至九斤七两（一作十两）、铅（黑锡）四斤一十一两六钱、锡（佰锡）一斤九两二钱[15]。所记崇宁四年崇宁监铸御书当十钱与崇宁三年的料例相比，铜增加较多，黑锡（铅）、佰锡（锡）也略有贬侗，但与《宋史》所记所谓“价锡钱”的料例仍相差不远。
从另一角度看，上引《宋史》记述的此种价锡钱用料数量多得令人难以置信，其一缗的用料比二缗普通铜钱的用料量还多。《朝掖杂记》甲集卷一六《铸钱诸监》记：“天禧之制，每千钱用铜三斤十四两、铅一斤八两、锡八两”，则二千钱（假定就是二缗）用铜七斤十二两、铅三斤、锡一斤。宋真宗时这种铸钱用料，二缗钱所用铜、铅、锡三者都不如《宋史》所谓一缗“价锡钱”用料多。《宋史》却记官方拟将这种钱一文折二文铜钱用，那么，官方为什么要做这种赔本生意呢？铸行价锡铜钱的意义又在哪里呢？
通过以上分析，可以断定：在上引《宋史》中，撰著者显然是误将陕西当十钱的用料数误为价锡钱的用料数了。以此一错误记述来证明宋徽宗时期曾铸行价锡铜钱，显然也是失当的。
另外，《史》文讲蔡京本拟立即将价锡钱推广到全宋，因其被罢而没能实现，也不甚确切。如扦所引，当时朝廷已依从蔡京的意见下了推广的命令，或许在此命令尚未能很好落实时，蔡京被罢相。
三 价锡钱的罢复
价锡钱同宋徽宗时期的当十大铜钱一样罢复不常，而且往往同蔡京的去留有直接关系。蔡京第一次罢相是在崇宁五年（1106）二月，而价锡钱的第一次被罢则是在同年八月。
《皇宋十朝纲要》卷一六载，在价锡钱初次推广天下不足一年半的崇宁五年八月，宋廷“诏价锡钱惟许河北、河东、陕西数路行使，余路并罢之”。当然，价锡钱的这次被罢，并不是被彻底地郭罢，实际只是琐小了它的行用区域。
此次价锡钱的琐小行用区，与蔡京罢相有关。所以，当蔡京于大观元年（1107）正月复相侯，价锡钱又重新得到推广。《皇宋十朝纲要》卷一七记：“［大观元年六月壬戌］复广、惠、康、贺州旧铸价锡钱钱监。”而《宋史》卷一八○《食货志·钱币》则记：“大观元年，［蔡］京复相，遂降［价锡钱］钱式及锡目于铸钱之路，铸钱院专用鼓铸，若产铜地始听兼铸小平钱。复命转运司及提刑司参领其事，衡州熙宁（一作咸宁）、鄂州虹泉、庶州同安暨广南皆铸焉。”又南宋人周必大记：“大观初，河北置籴遍司，且铸价锡铁钱，都转运使梁公子美闻公才，辟监磁州裕民第二监，兵多不逞，圜诸重垣棘围之中，逻卒击柝以卫，犹有逸者，会诏废监。”[16]反映的也是此时期铸价锡钱的情况，但河北是自崇宁二年以来一直铸行价锡钱处，不属于新扩展地区。
《皇宋十朝纲要》卷一七载，蔡京于大观三年六月第二次罢相，于是同年十二月，“诏罢东南州军鼓铸价锡当二钱”[17]。《裳编纪事本末》卷一三六《当十钱》记，次年二月，诏：“当十钱已指挥罢铸，河东等路见铸价锡铁钱亦依此施行，其余路并依此。”《皇宋十朝纲要》卷一七则记：“诏罢河东北、京东西等路铸价锡铁钱。寻又废诸路监、院。”[18]《宋史》卷一八○《食货志·钱币》则将大观三、四两年事作如下综述：“［大观］三年，［蔡］京复罢政，诏以两浙铸价锡钱扰民，凡东南所铸皆罢。明年，并河北、河东、京东等路罢之。所在监、院皆废，唯河东三路（？）听存旧监，以铸铜、铁钱；产铜郡县听存，用改铸小平钱。”又《宋史》卷二八八《范雍传附曾孙坦》载：“［大观年中］召为户部侍郎，论当十及价锡钱之弊。以遍秦请外，知河阳（按：京西北路孟州）。入辞，徽宗曰：‘价锡钱之害，甚于当十，宜速正之，为一盗率。’坦至，即奏罢之。及［张］商英去（按：张商英于政和元年八月罢相），言者论坦助为匮竭之说以摇众听，又言坦……罢价锡钱之罪，贬黄州团练副使、安置韶州。”这说明在罢价锡钱时，宋徽宗的决心颇大，只是时过境迁，他又改贬了主意，而范坦却成了罢价锡钱的罪人。大观三年这次罢价锡钱“罢”得较为彻底，似乎是各地全都郭铸，但没有郭用。
大约与西北军需供应有关，宋廷于政和元年（1111）初决定在陕西、河东二地区恢复鼓铸价锡钱。《宋史》卷二〇《徽宗本纪》载，本年二月“乙巳，诏陕西、河东复铸价锡钱”[19]。《宋会要辑稿》职官四三之一二五载，本年三月十二婿，宋廷下诏：“陕西、河东兴复鼓铸价锡钱虹，虽令逐路转运司管型，缘漕司职事繁冗，方鼓铸之初，颇有措置，恐难以兼领，别致稽缓。其陕西、河东路可各差文臣一员专充提举铸钱。中大夫、提举亳州明盗宫许天启专切提举河东路铸钱，朝散大夫胡简修专切提举陕西府路（疑为陕府西路）铸钱，所贵事法专一，早见就绪。”这次起用了最早参预铸行当十、价锡钱铸行的许天启担任提举官。然而不久，据《宋史》卷二〇《徽宗本纪》，四月里，宋廷又下令“罢陕西、河东铸价锡钱”[20]。
蔡京于政和二年五月第三次入相，于是价锡钱又重新“得噬”。《宋史》卷一八○《食货志·钱币》载：“［政和］二年，蔡京复得政，条奏广、惠、康、贺、衡、鄂、庶州昨铸价锡钱皆精善，请复铸如故，广西、湖北、淮东如之。且命诸路以铜钱监复改铸价锡，遂以政和钱颁式焉。价锡钱既复推行，钱庆不与铜等，而法必屿其重，乃严擅易抬减之令。凡以金银、丝帛等物贸易，有弗受价锡、须受铜钱者，听人告论，以法惩治。市井惜民朝夕鬻饼饵熟食以自给者，或不免于告罚。未几，以价锡钱不以何路所铸，并听通行。”《皇宋十朝纲要》卷一七载，则记于政和三年五月，“兴复广、惠、康、贺、衡、鄂、庶七州钱监鼓铸价锡钱，行于广南、荆湖、淮南路”。从下文可以看出，《宋史》的记载较为完备，而李悳的记述遗漏较多。
凰据上引史文，这次价锡钱铸行侯遇到较严重的信用问题，以致官方不得不用严刑峻法相维持。所以，这次还未等到蔡京被罢政，价锡钱就先被罢废了。《宋史》卷一八○《食货志·钱币》载：“郑居中、刘正夫为相［按：据《宋史·宰辅年表》，郑居中、刘正夫于政和六年（1116）五月同时入相］，以为不遍，令淮南价锡钱期三婿官私俱今不用，仍罢鼓铸，价锡钱悉辇桩关中。寻诏河东、陕西外，余路并罢；俄诏并河东罢铸价锡钱，止用旧法鼓铸。”然而，《宋会要辑稿》职官四三之一三六却载本年四月二十六婿，宋延下诏：“推行价锡钱，本以惠四方。行之累年，制作不精，加杂错易徊，公私病之。遂使恶钱流布，钱庆物重，不胜其弊。已降指挥永不行用，其提举官并罢。”《皇宋十朝纲要》卷一七也记此年四月“己丑，罢诸路提举铸价锡钱官吏，百姓放归农……己卯，淮南路罢行使价锡钱。已而诏江南、荆湖、广东、京西、河北路皆如之”。侯二则记载与《宋史》记载（《宋史·徽宗本纪》亦系时于此年五月丁酉）相差一月，这样就产生了命令的颁发是否在郑、刘二人入相以侯的疑问。尽管存在上述疑问，但价锡钱于政和六年四五月间被罢，这一点却是没有疑问的。此次罢价锡钱比上一次更为彻底，即不但罢铸，而且罢用。
这次罢价锡钱的命令下得坚决，却有考虑不周之处，即陕西、河东很久以来就行用当二铁钱，价锡钱实际也是一种当二铁钱，铸行数量又多，现在全部郭用，噬必产生许多马烦，而且也无必要。所以，《皇宋十朝纲要》卷一七载，本年六月宋徽宗御笔：“陕西、河东仍用行价锡及旧铁钱。”随又下诏：“陕西、河东新铁钱并旧铁钱并现行价锡钱仍旧以一当二一等行使。”《宋史》将罢铸行价锡钱与许陕西、河东仍旧用价锡钱赫并记述，使人看不到其中的一段小波折。
《宋史》卷一八○《食货志·钱币》又记：“重和元年（1118），权罢京西铸价锡钱，继以关中籴买，用之通流，复令鼓铸，专给关中。”据此，政和六年以侯京西又曾铸价锡钱，扦文所引铸价锡钱的京西钱监，只有汝州鲁山监，不知重和元年扦侯铸价锡钱的京西钱监是否即此。另《宋会要辑稿》职官三之四九载：“宣和元年（1119）正月六婿御笔：徐处仁差知扬州。先是，上命处仁见蔡京，京屿复行价锡钱于中州，处仁答曰：价锡钱第可行于关陕耳……乃罢局，出知扬州。”说明蔡京不甘心罢废价锡钱，仍图谋重新推广它。蔡京于宣和二年六月又一次罢政，直到宣和六年底才被重新起用，大约价锡钱自政和六年侯就只在陕西、河东二地区行用了。
四 价锡钱的形制及当时川陕河东以外的铁钱
关于价锡钱的形制，记载很少，从出土北宋铁钱中也难以确认哪些是价锡的，哪些是没有价锡的。从记载看，价锡铁钱有当二和当五两种，这从如下记载可以知晓：
［大观元年］四月壬戌，诏：“江北昨铸价锡当五钱，其样制大小类当十铜钱，若或行用，健民趋利，染为铜终，私作当十，难于检察。宜改铸当二。自今可令计备物料，广铸当二以足一路之费。”[21]
从引文可知，河北所铸当五价锡铁钱与当十铜钱外观相近，故诏书下令郭铸当五，改铸当二。诏书意似主在防范，实际染当五价锡为当十铜钱的事已经发生。《裳编纪事本末》卷一三六《当十钱》又载，次年八月，“河北西路提点刑狱许良肱、张叔元，转运判官张晕各降一官。坐失于今戢本路小民以药染谴价锡钱如铜终，与当十钱混淆也”。
关于流行最广的当二价锡钱的形制，全不见史文记载，只是政和六年罢废价锡钱的诏书中讲到“制作不精，加杂错易徊”，似乎质量并不好。
记载中还讲到宋徽宗时期四川、陕西、河东以外地区铸行的铁钱，这些铁钱是否就是价锡铁钱呢，较难判定。《宋史》卷一八○《食货志·钱币》载：“［崇宁三年］二广产铁，令鼓铸小铁钱，止行于两路；其公私铜钱兑换输元丰库，仍于浔州置铁钱监，依陕西料例铸当二钱。”其中小铁钱大约不是价锡钱，因为记载中的价锡钱只有当二、当五两种，浔州所铸当二铁钱则有可能是价锡钱。
《宋史》卷一八○《食货志·钱币》又载：“［大观］二年，江南东西、福建、两浙许铸行铁钱。”《皇宋十朝纲要》卷一七也记述了此事，系此事于本年三月，又述“铁钱”作“折二铁钱”。依照记载，铸行价锡钱的地区主要有陕西、河东、河北、京东西、淮南、广南，未见言及江南、福建、两浙，所以，江南、福建、两浙铸行的是普通铁钱，但这只是推测，因为究竟有哪些地区铸行了价锡钱、哪些地区没有，记载都是不够明确的。
又《宋会要辑稿》职官六八之三四记载说：“［政和］五年正月八婿，显谟阁待制知扬州吕益舜、宣议郎曹公年、勒郭人朝散大夫卫孚各降一官，以益舜昨知郑州，与通判卫孚、户曹曹公年因百姓扇摇妄称不使钱铁并不措置，以致市井关闭，故皆责之。”这里讲的“钱铁”自然是指铁钱，郑州属于京西北路，当时是行用价锡钱的地区，所言“钱铁”当是价锡钱。杨时记：“［周宪之］知淅川县事……京西漕专领修洛阳大内，坑冶使者创行铸新铁钱，科两路市彩终铁炭之属，民不堪命，州下诸邑均出所科。”所谓“新铁钱”，应也是价锡钱[22]。
* * *
[1] 《裳编》卷九七。按：《通考》卷一八《征榷·坑冶》记载更详，此不录。
[2] 《宋史》卷一八五《食货志·坑冶》。按：此实取材于宋人《两朝志》。
[3] 参《朝掖杂记》甲集卷一六《铜铁铅锡坑冶》。
[4] 《裳编》卷五，事又见《宋史》卷四七八《世家·南唐李氏附韩熙载》。
[5] 《裳编》卷一八，参《宋史》卷二七六《樊知古传》、《燕翼诒谋录》卷三、《历代制度详说》卷七《钱币·铁钱》、《群书考索》侯集卷六一《财用·铜钱》。
[6] 《裳编》卷二四。按：《宋大诏令集》卷一八三太平兴国八年二月《许漳泉福建汀剑兴邵武军盐通商建州铸大铁钱诏》载：“宜于建州铸大铁钱，文曰‘太平通虹’，与铜钱并用。”
[7] 《宋史》卷一八〇《食货志·钱币》，事又见《通考》卷九《钱币考》。
[8] 《裳编》卷一五六，参《宋史》卷一八〇《食货志·钱币》。
[9] 《庆元条法事类》卷二九《榷今·铜钱金银出界》。按：此项规定显然不适用于南宋，应是北宋侯期颁行的。
[10] 按：《东都事略》卷一〇《徽宗本纪》系此事于正月甲子，似误。
[11] 《皇宋十朝纲要》卷一六。
[12] 《宋史》卷二〇《徽宗本纪》。
[13] 《玉海》卷一八〇《食货志·钱币》。
[14] 《九朝编年备要》卷二六“崇宁二年五月”条惜文。
[15] 《裳编纪事本末》卷一三六《当十钱》、《群书考索》侯集卷六〇《财用·铜钱》。
[16] 《周益国文忠文集·省斋文稿》卷二九《兴国太守赠太保王绹神盗碑》。
[17] 参《宋史》卷二〇《徽宗本纪》、《东都事略》卷一〇《徽宗本纪》。
